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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与路径选择
发布人:省社科信息中心   发布时间:2022/2/11 10:02:48   审核人:省社科信息中心   所属类目:社科期刊—期刊文章
    

学术交流2022年第1期

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数字经济专题·


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与路径选择


车树林,王琼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驱动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正在发生变革,突出表现在科技介入文化生产全过程、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核心、融合开辟产业发展新空间以及人才赋能产业发展新活力四个方面。相应地,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也需要进行优化,立足“宏观—中观—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数字经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着力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使其成为我国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依旧处于疫情威胁的复杂环境下,我国政府又推出加快“新基建”以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中小企业等一系列举措,旨在加快我国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推疫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也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将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主要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它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突破时空边界和产业局限,改变传统资源配置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2]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我国紧抓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加速从工业经济时代的“跟跑者”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并跑者”乃至“领跑者”发起冲击。当前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且正在逐步确立领先的位置(如表1所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权威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名义上增长15.6%,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35%。实际上,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升级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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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与实践层面的迅猛发展和政策层面的备受关注相比,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尤其是鲜有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仅有的也多是热衷于对制造、零售等传统行业领域的研究,对文化产业等新兴领域涉及较少。文化产业虽然看起来不像传统制造业那样“硬”、那样“实”,但也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整体朝向高质量转型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本质要求。[3][4]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准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极大地拉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背景下,文化产业已呈现出一种跨行业渗透融合、开放包容协作、全产业链协同、线上线下互动、多元共生共享的生态化发展态势,这种生态化发展态势的形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6]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技术从消费端向生产端渗透,促进产业全要素升级,并催生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7]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与核心特征

  从数字经济的溯源看,其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互联网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一种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依托,实现资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新型经济开始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1995年,著名新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自此数字经济的概念迅速流行开来。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

  针对数字经济的内含,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不同机构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进行了差异化界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经济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8]周彦君等人指出数字经济主要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数字产业化,即大力发展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互联网行业等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另一种是产业数字化,即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9]G20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活动,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关键生产要素变成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主要依托载体变成了现代信息网络,有效工具手段变成了信息通信技术,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10]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认为数字经济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数字使能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业务以及数字媒体。[11]伯克特和希克斯将数字经济分为基础层、狭义层和广义层,彼此之间是相互包含的关系。基础层是指数字内容产业、软件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即生产数字技术和相关基础服务的ICT部门;狭义层除了基础层外,还包括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因ICT应用而形成的新的商业模式;广义层除了狭义层外,还包括以工业4.0、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所有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12]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8)在其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中将数字经济界定为因开发数据资源而产生的经济总和,包括数据的生成、收集、处理、传输和应用等全过程。[13]黎晓春和常敏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多维度和动态发展的特征,其内涵特征也会因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4]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尽管目前业界对数字经济的概念描述有显著特征、驱动力以及全流程等多个角度,但相同的是,都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因此,借鉴弗里曼和佩蕾兹等学者构建了“技术-经济范式”理念[15],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依托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与扩散,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活动深度融合,实现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

  (二)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一次相应的产业革命。18世纪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六次技术革命时代,分别是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和铁路时代、钢铁和电力时代、石油和汽车时代、信息和通信时代以及数字经济时代(如表2所示)。不同于前五次技术革命,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特征发生了明显改变,结合前文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界定,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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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经济形式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新生产要素的出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替代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和技术,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数据生成的速度快速提升、规模急剧扩大,整体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16]与此同时,数据存储、传输和处理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数据的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是,数据要素不同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他传统要素,其具有可复制、可共享和可持续的特点,而且价格低廉能够带来明显的成本竞争优势。[17][18]

  2.跨界融合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

  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数字技术具有诸多特点,如基础性、外溢性、渗透性以及互补性等,这些特点使数字经济能够轻松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领域,实现跨界融合,提高生产效率,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19]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不同于以往的通用目的技术,其能力提升遵循“摩尔定律”,每18个月就翻一番,同时价格还能下降一半,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

  3.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出现之前,所有经济活动均架构在以“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之上。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后,以4G、5G光纤通信网络以及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规模的信息技术革命得以扩散,数字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4.多元共治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治理模式

  作为一种“技术—经济范式”革命,协同生产在数字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颠覆传统价值创造方式,还可以有效改变市场竞争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潜在生产率的跃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在协同生产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又面临一个权力下放问题。针对该问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单位,平台的治理优势得以显现。可以通过赋予平台一定的治理责任,将其纳入治理体系,从而带动用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治理,形成多元化治理模式。

  5.数字素养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已成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一项必备的重要能力,被联合国认为是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基本能力。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文化素养,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素养是对数字时代信息的使用和理解,强调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熟练程度。[20]对于劳动者而言,数字素养要求其具有“双重”技能——数字技能和专业技能;对于消费者而言,数字素养要求其可以正确地运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二、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努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数字经济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驱动力。但不同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传统的产业发展动力要素,数字经济并不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其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的是改变动力体系要素状态。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驱动科技介入文化生产全过程、创新成为产业发展新核心、融合开辟产业发展新空间、人才赋能产业发展新活力(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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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经济驱动科技介入文化生产全过程

  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统产业业态遭到创造性颠覆和重构,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全面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让科技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现技术为文化赋能、文化为产业赋能、产业为个体赋能的良性循环[7]。在传统的认知体系中,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介入仍较为浅显,文化主要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科技是文化的载体和呈现方式,两者之间停留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但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迭代更新,以及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要求,文化与科技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依托关系,两者之间的融合日益紧密,科技也不再只是文化的呈现方式,而是开始更加深入地介入文化生产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生产力。近年来,我国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文化产业新业态的诞生,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模式,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新动能。

  (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成为产业发展新核心

  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核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创意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占文化及相关产业总营业收入的14.2%,达到12 276亿元,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态势,创新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而言愈发重要。数字技术变革引致的文化产业创新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动力新、产业发展层次新以及产业发展模式新三个方面上。[21]首先是产业发展动力新。当前文化产业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日趋广泛,科技创新带来的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文化消费等,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极大地加快了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其次是产业发展层次新。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文化产业业态,在数字经济浪潮下都面临着数字化转型与改革,整个产业发展的层次都在显著提升。最后是产业发展模式新。传统生产型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发生了重大改变,无论是生产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的角色都变得不再单一和固定,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化特征开始渗透,逐渐形成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三)数字经济驱动融合开辟产业发展新空间

  当前,文化产业各领域的边界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渗透下逐渐消弭,并呈现出加速跨界融合态势。[22]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数字技术不仅对信息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还对企业间的融合方式进行改写,推动文化产业融合进入2.0时代。一方面,文化产业的跨要素整合涉及文化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等各环节,是对文化产业内部资本、劳动力、技术与文化创意等要素的集聚、融合与创新,属于产业层面的“对内融合”,在数字经济驱动下,能够有效激发文化产业跨界融合新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跨行业融合通过重新定义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方式,转变供给模式、突破创新能力、整合发展动力,实现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间更大范围的效应提升,属于产业间的“对外融合”,在数字经济驱动下,能够不断开辟文化产业新蓝海。不仅如此,文化产业领域的跨界融合可以考验中国数字经济的承载力和包容力,对推动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示范指导意义。

  (四)数字经济驱动人才赋能产业发展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新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需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25]新古典增长理论也认为人才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数字人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新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在2018年达到1.91亿个,相较于2017年增长11.5%,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接近1/4。事实上,数字经济驱动创新资源本身特质发生重要改变。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能和其他要素一样自由流动,但在流动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及相应的技术,这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新的需求。[14]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作为数字经济“神经中枢”的结点,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还是增强国家和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受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发生明显变化,科技、创新、融合以及人才构成新的动力要素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宏观—中观—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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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层面: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引导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首先,从法律层面对数字经济进行界定,确立其法律主体资格,形成完善的权责划分体系,涵盖设计、生产、使用等全环节;针对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数字经济时代智能文化产品的作品性质、权责归属等知识产权保护核心要素,强化对文化产业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围绕文化产业智能数据的来源渠道、使用方式、目的用途等,通过构建完整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全流程监管,有效维护消费者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其次,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应在进行合理规制和风险防范的同时,注意加强创新引导和融合刺激,具体可以从产权保护、品质保障、隐私维护三个方面着手。产权保护层面,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融合之后的产权界定问题应予以明晰,尤其是融合之后文化产业核心知识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归属划分,构建的相关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应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产业融合创新为目标。品质保障层面,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产品创新,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机制,在强调文化产品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同时,还要注重发挥文化产品的“光晕”功能。[6]消费者隐私维护层面,通过健全《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个人信息授权制度,构建以数据监管为核心的个人隐私保护体系,在最大限度发挥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努力寻求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平衡点。

  2.着力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监管保障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由此形成的网络空间突破了传统时空约束,信息流动不再受制于资源环境制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但与此同时,对于政府治理而言,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传统的分区域、分行业以及分部门的政府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空间带来的新变化。[23]为此,一是构建一套包含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以及科技部等多部门在内的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完整监管体制机制,利用该体制机制明确各部门在推动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监管职能,实现监管的标准化管理;加快推进数据资源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共享和交换,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和媒体公众的有效监督职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二是针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频发的数据泄露事件,政府相关部门要在确保数据资源库安全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制定数字经济安全市场制度,完善数字经济配套政策体系,以此提升数据要素安全性,保障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平稳有序高质量发展。三是构建政企协同治理机制,强化政府部门与文化企业间的系统互联、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提高数字经济环境下政企协同联动能力。

  (二)中观层面:创新产业生态系统,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传播形态、消费行为在数字经济驱动下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要求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主动迎合数字经济特性,基于产业生态共生理论,探索构建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利用跨行业渗透与融合,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生产效率。

  1.构建完善文化产业生态,实现全产业链协同联动

  一方面,在产业环境营造与优化上,着力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配套体系的完善两个方面协同发力,建设文化产业资源开放平台,如云服务平台、文化产业训练资源库等,推动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强化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在产业体系构建与创新上,亟须构建一个包含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产学研部门一体化、高效化、灵活化的产业体系,覆盖研发、生产到推广全流程。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产业,两者的融合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产业环境、积极的产业主体,以此支持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激发文化产业主体活力,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确保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24]此外,在产业主体培养与激活上,尝试构建良好的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合作关系,实现全产业链协同联动。进行产业分工应兼顾各类文化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大中型文化企业应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创新研究,小微型文化企业应侧重于文化产品创新和应用场景拓展,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应侧重行业规章制度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制定实施;加强产业协同合作应充分发挥产学研各自优势,从理论、技术和产品三个层面实现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有效结合。

  2.推进跨行业渗透与融合,提高文化产业生产效率

  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发展面临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向选择,两者的融会贯通给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在数字化条件下,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技术创新和跨界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亟须进行系统性解构与重建。詹姆斯·穆尔在《竞争的衰亡》中借鉴了一种生态系统的视野,指出时代变迁会带来新的机遇环境,要想生存必须学会“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创新能力,利用共创技术标准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共生,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而言,正是如此。面对数字经济浪潮,不能避而远之,要学会“共同进化”,善于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来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如推进数字文化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与农业、教育、康养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与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的融合应用;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纳入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等。在推动跨行业渗透与融合过程中,产生“外溢效应”,进一步促进彼此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三)微观层面: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支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微观文化企业主体将所掌握的技术向内容生产行业扩展,但由于创新意识弱、技术难度大、实施成本高等,鲜有主动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文化企业。对此,要想抓住数字技术革命机遇,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增加微观文化企业主体活力,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把握数据、资金、人才等核心资源。

  1.促进文化企业技术创新,培育壮大龙头文化企业

  第一,促进文化企业技术创新,搭建产品孵化创新平台。随着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数据生产和汇集的能力也在快速提升,自身的数据开发利用已成为可能。作为文化产业的微观行为主体,文化企业应该及时转变重资本积累、轻产品创新的理念,扮演好创新主导角色,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以新技术和新产品主动迎合市场新需求。[5]第二,培育壮大龙头文化企业,整合挖掘产业数据资源。作为行业关键资源的组织者和整合者,龙头文化企业的行为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故有必要培育壮大龙头文化企业,利用其在生产规模和数据积累等方面的优势,在政府的牵头指导下,成立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中心,更好地整合挖掘产业数据资源,实现有效利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第三,打造信息资源分享平台,构建全方位行业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打造包含企业、产品、数据、技术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信息资源分享平台,实现数字经济与文化资源的有效共享;通过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健全文化企业投融资支持机制,加强数字文化产品营销传播,推动文化企业创新发展。

  2.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文化企业发展实力

  数字经济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智力支撑。一是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创新产业化项目的招引力度,吸引集聚更多更好更新的数字人才资源,通过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强化对人才资源的开发配置。二是加大对落地人才的补贴力度,建立数字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当地政府从住房补给、廉租房供应等多个方面加大对数字人才落地的补贴力度,同时围绕数字人才培养,不断深化文化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培养数字人才的长效机制。[25]三是在培养提升文化企业内部员工数字经济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同时,综合利用绩效奖励、股权激励、年金制等手段,加强引进海内外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领军型人才和团队,逐渐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体系,实现高端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高效衔接,赋能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数字创意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实现路径与培育机制研究”(20CH193)

  [作者简介]车树林(1991—),男,江苏连云港人,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文化产业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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